作者：跋公

　　“中国不可能统治全世界，除非它至少能主导自己所在的半球，或者至少主导自己的周边区域。” 这是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美国知名外交政策史学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该智库最新一期播客访谈节目中的观点。该访谈是7月21日由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两名资深中国问题专家何瑞恩（Ryan Hass）和乔纳森·钦（Jon Czin）主持。他们探讨的核心议题是：当美国重新审视自己的全球角色，当自由主义世界开始瓦解，世界秩序将走向何方？中国会抓住机会填补美国留下的真空吗？

　　卡根认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不是渐进式的变革，而是一场激进的根本性的重构。美国正在经历的也不是周期性摇摆，而是结构性断裂和激进转向，即便2029年特朗普下台后也不会出现一些人所期待的回弹。美国的退出会给中国带来机遇，但世界也不会自动走向中国主导的秩序，而是可能重回“丛林时代”。

　　“蓄意断裂”

　　卡根认为，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人对全球参与的支持就在持续弱化。很多人认为，美国的全球战略主要是为了遏制苏联，当苏联解体、共产主义不再构成威胁，美国为什么还要继续扮演全球性的角色？这种质疑在奥巴马和拜登政府时期都已有所体现。

　　不过，卡根认为，美国在历史上对国际事务的态度从来不是线性的，而是呈现一条震荡曲线。一战后，美国决定从全球退缩整整20年，直到珍珠港事件，才重返国际舞台。如果没有特朗普，这条曲线可能仍在上扬，也就是美国人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担忧不断加剧。但特朗普改变了一切。

　　卡根强调，特朗普对美国的全球角色带来的态度变化，不是周期性摇摆，也不是历史性的延续，而是根本性的“蓄意断裂”（deliberate breach）。无论人们如何批评奥巴马和拜登（两人可能在执行层面有所不足），他们都未曾质疑美国应扮演的全球角色；而特朗普则截然不同，不仅不愿支撑既有世界秩序，视之为“冤大头赌注”（sucker’s bet），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自由世界秩序为敌，其外交政策甚至转而支持欧洲等地的反自由民粹运动。

　　▲2009年至2026年美国民众对国家发展方向（正确方向 vs 错误方向）的民意调查平均趋势。

　　卡根借用加总理马克·卡尼的话说，这是“体系的断裂”，而且是蓄意为之。这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渐进式调整，而是一次激进转向、一次尖锐的断裂。

　　2029年后断裂不会消失，因为两党都存在“孤立主义”

　　更关键的是，卡根认为这种断裂不会在2029年随白宫易主而消失。即便民主党在2029年夺回白宫，那也不再是冷战初期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引导的民主党了。现在的民主党深度分裂，党内也存在强大的左翼孤立主义力量，具体体现在不喜欢以色列或不想深陷中东，其外溢效应是：我们到底要不要扮演这个全球角色？要不要为此种角色承担必要的国防预算？

　　而共和党大概率会走向副总统万斯的路线，而非传统保守主义路线。两党各自内部，中间力量与极左、极右之间的差异，远大于两党之间的分歧。也就是说，美国的左翼和右翼都反对美国继续承担全球领导责任。而伊朗战争进一步加剧了两党左翼和右翼的孤立主义倾向。

　　卡根还提到，2029年后，关税也不会轻易被取消，因为经济政策已对其形成依赖。期待2029年关税政策“回弹”的人都是在自欺欺人。何瑞恩同意这一点，称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断层线，与其说是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分歧，不如说是中间派与极左、极右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真正的多极世界是“丛林重生”，而非中国替代美国

　　卡根认为，美国衰落并不会自动让中国受益，美国秩序瓦解后，世界也不会简单地从“美国主导的秩序”切换到“中国主导的秩序”，而是会“丛林重生”（the jungle grows back），回归野性。更具体地说，这将是一个真正的多极世界。但卡根认为，人们对这个多极世界的想象力还远远不够。

　　他认为，人们想象多极世界时，仍局限于美、中、俄（或许加半个印度）。但真正的多极世界至少还会新增两个大国：日本和德国。日本的重新武装与独立化是中国不愿见到的。过去美国是约束日本的力量，一旦松绑，一个独立、民族主义、武装化的日本将给中国带来麻烦。德国的崛起则会给欧洲其他国家带来张力。

　　而且，卡根认为，这一多极世界里没有永久同盟，只有不断变化的敌友关系。北约、美日、美韩这样的联盟体系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变换的组合：在这件事上我们是盟友，在那件事上我们是对手。中俄关系也可能适用于这一逻辑。假如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不复存在，中俄之间的一个重要纽带就消失了，可能会影响彼此看待世界的方式。

　　乔纳森·钦提出一个概念：当今是“不太伟大的大国竞争”（not-so-great power competition）时代：中美俄欧所有大国各有各的困境，似乎没有一个大国能充当国际体系的典范。对此，卡根认为，这个概念过于古雅，国际体系不一定要有一个典范，这本身就是过去80年国际历史异常的一部分。在19世纪或20世纪初，哪一国是所有人的典范？正常的世界不该有典范。

　　卡根认为，国际体系真正的常态是周期性的兴衰起伏。过去几十年，美国主导世界秩序。接下来进入一个更为真实的多级世界，这意味着美国行动能力将受到更大限制。美国面临的真正问题则是能否适应“成为众多强权之一”。

　　中俄的新角色

　　卡根解读中俄未来的新角色时，回顾了二战前的德国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他认为，两国当时都自视为“一无所有”的强权，当时的世界秩序建立在德国战败的废墟之上，日本则被排除在外。于是它们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试图重新塑造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世界。卡根认为，俄罗斯与中国的处境如出一辙：它们同样对既有秩序缺乏话语权，同样生活在一个由美国主导、同盟体系围堵并制约中俄发展的环境中。

　　▲7月6日，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是中方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靠泊青岛某军港。（图源：新华社）

　　所以，中俄的目标也是要确保至少在自己的周边地区拥有主导权，因为这是走向全球大国的前提条件。唯一的问题是要看国际环境对中俄周边确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有多大的包容度？

　　更关键的是，卡根认为，中国的行为将随着世界体系的变化而变化。当美国主导的西方自由主义秩序和同盟安全体系开始瓦解，中国可能会发现自己不得不承担更大的角色。比如，在波斯湾，中国现在不一定想成为那里的重要玩家，但如果不再保障国际航道的畅通，波斯湾的石油供应问题就可能迫使中国、日本等国做出新的选择。

　　在谈到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应如何处理其留下的外交遗产时，卡根提出了一种更理想化的设想：美国不再扮演“仁慈霸主”（benevolent hegemon）的角色，而应转变为“同侪之首”（primus inter pares）。这意味着，美国承认旧有的单极主导秩序正在结束，不再独自承担维护全球秩序的责任，而是在欧洲和亚洲推动盟友增强自身能力，同时围绕共同利益继续开展合作。例如，在欧洲，美国可以支持欧洲国家提升防务能力，但需要确保德国重获武装是在欧洲整体安全框架下进行；在亚洲，美国也可以采取类似策略，让日本等盟友承担更多地区安全责任。

　　然而，卡根认为，这种设想可能过于理想化。原因在于，权力重新分配并不会自动带来稳定。日本军事和政治影响力上升，不仅可能引发与中国的竞争，也可能和其他亚洲国家产生摩擦；德国重新成为欧洲重要军事力量，不仅会加剧德国与俄罗斯的紧张，还可能引发欧洲内部其他大国对力量平衡变化的担忧。

　　换言之，美国减少主导并不意味着世界会自然形成新的稳定秩序。随着更多国家承担更大责任，地区力量竞争和战略摩擦也可能随之增加。不过，在丛林重生的多极世界中，那个曾让世界相对稳定80年的秩序很可能一去不返。“我们不是在从一个秩序走向另一个秩序，而是在从一个秩序走向无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