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长达12年的民间械斗，揭开地方政治的一大内情,民间敌事

咸同土客大械斗的历史分析

✪ 郑德华 | 香港大学博士

本文节选自《大械斗：

广东土客纷争事件考1856-1867》一书

本书在上一章把重点放在土客大械斗过程的叙述而没有作太多的分析，目的是希望能把事件的整个轮廓勾画得更加清晰。本章，我们将从四个不同层面去剖析这场方言群的械斗，以求对这个事件的认识，达到一个更深的层次。

▍性质

咸同年间广东中西路的土客冲突，若从规模和范围来说，足可称为局部地区的战争，但是若从性质来说，仍然是属于非政治性的民间械斗范畴。郭嵩焘在当时就曾经说过：

土客仇雠日深，各率其恣睢险狠之常，无复问曲直是非之义。

而蒋益澧在同治六年的告示中，亦把这场方言群的大械斗概括为“衅起鸡虫，斗同蛮触，经年累月，祸结兵连，逞一朝之忿以称雄，经数代之仇而莫解” 。亦即在当时省一级的主事官员中，有一种较为一致的意见，均认为这是一场无是非曲直可分的仇杀。

咸同广东中西路土客大械斗无论从起因到扩展，其因素都来自方言群体之间的仇恨而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绝对不同于同时代的太平天国起义或红兵起事，提出政治纲领，矛头直指清朝政府。在长达十二年的械斗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场又一场的互相攻击和抢掠。虽然，传说在械斗的初期，鹤山和马从龙曾提出“六县同心，天下无敌”的口号，但这只是一种鼓动操客方言的人团结一致，以对抗土人的口号。所谓“天下无敌”，绝对不是要夺天下，推翻清政权。而恰恰相反，在整个械斗的过程中，土客双方都说对方是“匪”，也都希望得到官方的支持。

然而，我们也确实看到，土、客双方都曾与官方发生冲突，尤其是客方，这是什么原因呢？

同治以前，广东的官方武装力量基本上没有介入调停、制止土客之间的冲突，而在同治以后，土客与官兵发生对抗冲突较大的有五次。

这些冲突，主要是在械斗的后期，由官方执行“剿抚兼施”的政策引起的。特别是同治二至三年在阳春、阳江、新兴及同治五年在高明五坑这两次，客人中杂有红兵或太平军余部的成分，官方害怕这些人会诱发新的农民暴动，所以企图用武力迅速加以平息。而最后一次，则是蒋益澧想把客家人的最后大本营驱散，借此解决土客的争纷。这种所谓“剿”，实际只是运用武力去钳制某一方或两方，使其结集的群体解散，进而达到平息土客冲突的目的，与对付红兵或太平军的残暴手法截然不同。在一般情况下，只要停止械斗，放下武器，一般都不再追究，对贫穷无家可归或处于劣势者（一般是客家人），还适当给予补贴，以便搬迁。即使是为首者，除了极少数曾参与红兵或太平军的重要人物，如戴子贵之流，仍采取宽容的态度。最明显的例子是曾与官兵对抗的客人首领黄奕泰、韩端元、黄焕章，最后在同治六年也均被宽大处理。

从前监禁客目黄翼泰已为恳恩提释，开复功名。即韩端元、黄焕章辈，亦奉谕旨准予弃瑕授职，厚给资本，现均入籍番禺，家室团聚。

官方对咸同土客械斗所采取的态度，从另一角度表明持续十二年的大型民间械斗，是非政治的暴力行动。

▍械斗的方式及其组织

咸同土客大械斗的基本特征是以方言为分野，以方言群体为组织的基础。

械斗常以一姓、一村或邻近数村的丁勇、壮勇为基本的进攻或防御队伍，根据需要，随时组合展开械斗，其中有由临时抽调或招募而组成的乡勇队伍。自道光二十一年（1841）以来，广东临时募勇的情况十分普遍，在土客械斗时期也是如此。

综观整个械斗过程，仇杀、觅食成为械斗的基本动力。土客双方并没有稳固的常设军事组织，也没有明确的攻击目标，是属于一种杂乱无章的非政治性暴力行为。

▍蔓延和持续的原因

咸同年间的土客大械斗蔓延八个县，持续十二年，充分表现了这个时期清朝地方政权对基层的控制力之微弱和地方平民宗族、乡绅势力的强大。广大民众的理智被一种盲目的复仇情结所掩盖，血缘、地缘、方言成为双方组织上的支柱。

土客两方，都利用自己的乡绅与政权中的官员的关系，大造舆论，争取他们的支持。这种现象其一是把许多夸大了的情报送到官府甚至中央朝廷中去，使官方作出错误的结论；其二是引发起两种方言群之间的更大对立。

概而言之，在整个械斗的过程，平民宗族的上层分子和乡绅阶层都是事件的核心人物，是促使械斗蔓延和持续的重要根源，从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来看，他们并不是维护社会安定的因素。

▍械斗与方言群意识

方言群意识是咸同土客械斗中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问题。孔麦隆在他的著作中指出：“与中国东南地区复杂的语言有关的是，方言是第三种结构上变动的因素，是集团结合的第三种手段。” 应该补充的是：这种结合的手段是血缘和地缘关系进一步扩大的结果，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起作用的因素，也就是说，方言要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才会变成社会集团结合的力量。

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尤其是南方社会的明显变化就是平民宗族的不断强化，地缘关系不断扩大，这两种变化对方言群意识的高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然而，咸同年间广东中西路地区两种方言群意识高涨的过程是有所不同的。操广府话方言系统的人由于移入较早，血缘组织已有稳固的基础。在清代，其发展的方向主要是争取地方控制权，而这种发展的趋势使地缘关系在宗族组织中逐步上升。平民宗族中血缘关系的淡化和地缘关系的加强，把这部分人群的视野从宗族扩大到一个地区，无形中为方言意识的上升铺平了道路。但是在土客大械斗之前，广东中西路地区操广府话的方言群，并没有结集的要求，这说明其方言群意识仍不是十分高涨。而广东中路的客家人，情况有所不同。他们大部分在雍乾年间从广东东路、东北路迁往中西部，迁徙的过程并不以整个宗族为单位，而往往是以个人或小家庭为单位，这种新移民在脱离了原来的平民宗族结构之后，在新的落脚点必然要联合起来，才能生存下去。这种联合，不能按照血缘而只能根据方言或地缘的关系了。所以可以相信，在咸同以前，广东中西路的客家人，方言和地缘的意识比土人强。19世纪初客籍士绅开始研究客家人的来源就是一种标志。嘉庆年间，客家人与土人发生局部的冲突，预兆着客家方言的群体意识进一步高涨，而土人方言群的意识也因此而相应提高。

从这场械斗发生的过程来看，首先突破县际关系的是客家人，而他们提出的“六县同心，天下无敌”亦可看作一个地区方言群体联合的口号，反映了客家人的方言群意识已上升到要结集的地步。而客家方言群结集，直接又刺激了土人方言群意识的高涨。为了自身的利益，土人方言群要集结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就是所谓“土客分声寻仇”的来源。

在整个械斗的过程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两方冲突的具体理由，仇杀、焚掠成为行动的目的，用瑞麟、郭嵩焘的话来说，就是“人心交相为构”38。

诚然，我们并不否认在械斗中，有部分土客乡绅富豪为了谋图私利纵容仇杀，以便占有别人的财产，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观念上的仇恨大于财产的欲望。械斗破坏人们的正常生活，即使是胜利者，也消耗了一定的财力，败者自然更惨遭涂炭。因而，从物质上来说，并不存在多大的好处。

械斗中受伤或死去的人对方言群意识的高涨起十分大的推动作用。有些人为了发泄其仇恨的心理，挖对方的祖宗山坟，这种涉及侮辱其祖先的行动，更是触犯了宗族的尊严，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可饶恕的，于是方言群的意识愈来愈高涨，械斗也就愈演愈烈，直至两方精疲力竭为止。

械斗促使方言群意识的高涨的另一原因是失去家园的流民寻求依靠，除少数可以投亲靠友之外，大部分人只能依靠本方言群的保护，否则随时有生命危险。械斗中客家人的据点和泰同团之类的组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

分析广东中西路土客方言群意识高涨的过程，我们可以大致得到下面的结论：

1.方言群意识的形成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首先是地域性的方言人群聚居点的形成。

2.方言群意识平时与高涨时所显示的功能有所不同，高涨时所具有的结集力量特别强。

3.在方言混集的地区，社会动乱以及不同方言人群的冲突，是诱发方言群意识高涨的重要条件。

4.方言群意识的存在，实际上依附于血缘和地缘关系；它的高涨，并不意味着血缘和地缘关系的消失；在清代的广东，血缘和地缘关系，仍然是基层组织凝聚的主要力量。

5.方言群意识的高涨不可能持续太久，因为它在清代没有相应固定的社会结构。

编辑 | 耳心

《大械斗：广东土客纷争事件考1856-1867》

真故图书｜重庆出版社 | 2026-5

ISBN：978-7-229-22018-1

【内容简介】

本书聚焦于晚清咸丰同治年间，两广地区土著与客家人之间的冲突，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中国历史上罕见。这场大械斗“时间延续了十二年，地域波及九个县份，被卷入的人口超过几十万，在这段历史时期，它使整个珠江三角洲及其边缘地带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本书从晚清的历史背景以及广府、客家两大民系的文化渊源出发，客观分析了此次事件的前因后果，为读者展现了全面丰富的历史信息，同时透过作者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反驳了国内外一些学者研究的偏颇之处。

【作者简介】

郑德华（1944—2024）香港大学博士。曾在中山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澳门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长期从事中国历史文化、岭南区域文化、广东侨乡与海外华人史、客家族群文化、香港澳门历史、广东地方信仰民俗等领域的研究和教学。主要学术著作有《台山侨乡与新宁铁路》《历史追索与方法探求》《广东侨乡建筑文化》《中国历史文化新论》等。

【目录】

序言 01

（一）02

（二）08

（三）17

（四）25

（五）32

一导论001

（一）002

（二）008

（三）018

二广东中西路地区的“土”与“客” 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