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在乌兹建立更大软实力影响力？这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新命题。

　　中国国民现在大量涌入乌兹，1-7月进入人口达到26万人。这些大量经商的人员，在每一个可能商业地盘寻找机会。然而这些行动，都是各自的个体行为。这些群体的形态，即使不是一盘散沙，也最多是一盘大沙拉，连接性十分微弱。而且中国人多，但影响力太弱。重要的是，我们对中亚的经济关系的设计，似乎是由企业各自凌乱的商业活动所驱动。

　　中国在乌兹的棉花经营，能够看出我们还缺乏“产业设计”的经济同盟概念。乌兹的棉花种植，是全球第六大国家。乌兹每年棉花50万吨，出口中国的棉花当年将近30%。然而这只是一笔棉花交易，却并无金融属性。如果能够将乌兹的棉花，与郑州棉花期指绑定，那么两个国家的棉花经济，将会高度绑定在一起。在商品流之上，构建金融流，就会构成一种难以拆解的经济同盟关系。带有金融纽带的经济同盟，往往比协议同盟，要强大得多。

　　然而，这里的棉纱企业，当地有近十家企业绑定在一起。中国就很难进入圈子。如果连圈子都进不去，如何进行有效的金融设计？

　　乌兹的改革开放其实也走了弯路。第一波是向西看。土耳其是重要引导者。土耳其所起到的智囊作用，使得欧洲基金引入进来。欧洲的高价设备，很快进入，这也让后续的乌兹需要不断偿还巨额的设备款项，这背后也有金融银行的主导权。

　　然而，现在乌兹的政策方针，已经明显向东看。乌兹别克的政策90%都是在学习中国，走中国的路。乌兹别克13个州，每年都有州长去中国观摩调研，往来频繁。当最好学的“学生”频繁问道的时候，中国或许应该抓住机会，主动地反向输出影响力。

　　但是，我们似乎毫无准备。中国给这里带来了大量的设备，贸易和产业资本，但却没有带动人民币的流通性。贸易优势，没有形成货币主导权。而智库的缺位，是显而易见的。

　　乌兹的政策，能够看出它的幼稚型和脆弱性，体现在它经常的变化。一个政策出来，往往立刻执行，让人措手不及。这里进口的电动车，经常会受到关税调整的巨大影响。但没有人知道这些政策的决策过程。然而，一定有很多企业参与其中。更重要的是，还有外国智库的身影。

　　对中国企业而言，作为最大的投资国，但却很少能够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反差。这并非是对方不提供机会，而是中国缺乏用智库手段完成政策设计的渗透力。

　　实际上，乌兹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州政府，都体现出来倾听外资企业的姿态。锡尔河州在首都塔什干的南部，承接着建设“大首都圈”的深圳特区的作用。州长从全国第二大州撒马尔罕州，调过来，就是为了打造投资样板区。州长也毫不含糊，每月都会举办来自外资企业家的会议。这正是一种少见的亲民之风。

　　然而，即使中国企业是这种座谈会的座上宾，但政策建议毕竟是一个缜密构思的大方案。会议上人们发言的只言片语，很难形成后续的文案。这暴露出来中企出海的一个“智库建设”的漏洞。在乌兹别克，更多的智囊体系来自俄罗斯，来自土耳其。他们在语言上有着天然的连通性，而中国在属地化智库的建设近乎为零。北京上海的智库人员，都远离中亚现场，无法提供真正有效地保护落地中企的建议。最好的方法，或许应该是发挥新疆维吾尔族的语言优势，强化跟突厥语系的乌兹族、哈萨克族的中亚本土叙事的智库能力。

　　中国在乌兹别克的出海，不应该只有企业的冲锋。大手笔的国家经营，此刻也变得重要起来。当年唐朝用大格局的跨民族外交，将北方匈奴和西部中亚，都纳入睦邻圈子，并进行了民族连接的重大设计。这一次，当中亚都进入跟中国贸易和投资大绑定的走廊时刻，中国智囊的庙堂之算，来的正是时候。#大出海##大突围# http://t.cn/A6gXVo8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