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wzz

　　最近“特朗普级”战列舰有了新动静。看起来特朗普是真的想在任期内推动造出个原型，当成自己的献礼，而不是只停留在PPT上。所以白宫方面就希望国会批准一笔特别预算。但国会最近正在推动一项法案，要求在“特朗普”级战列舰的关键技术成熟之前，不得开工建设这艘战列舰。

　　对美海军现状有了解的从都知道，“特朗普”级战列舰如果真的开工建造，美国海军未来十年的造舰计划节奏都会被打乱，造成的影响会比之前失败的朱姆沃尔特和LCS还要大得多。

　　但特朗普哪管这些呢？如果国会把特朗普逼急眼了，搞不好他会尝试把这艘战列舰的预算和其他军事项目绑定，以其他项目受损乃至于美国部分军事项目停摆为代价，甚至可能像翻修白宫一样搞个筹款。

　　讽刺的是，国会此次以“关键技术不成熟”为理由卡“特朗普级”战列舰，如果成功了短期看虽然对海军是好事，但中长期也将产生复杂影响。以美国政坛的政治惯性，这个理由这次能被拿来用，以后就会继续被拿来当扯皮和博弈的工具。

　　而看看美军的实际情况，先不说军方在提各种项目时就喜欢好高骛远指标浮夸，就说眼下美军越来越依赖的硅谷军事承包新贵们，他们给军方提出的很多产品和概念以技术成熟度衡量的话也都不应该投入使用，传统军工企业肯定要拿这条鼓动国会来限制硅谷新贵们。

　　至于说以后都技术成熟的武器就没问题了吗？看看“战斧”这个非常成熟的老古董，是怎么在背后利益集团的推动下熬死一大堆更有前途的项目就明白了。只要史密斯专员们想，不管是成熟项目还是不成熟项目，都能变成捞钱项目。

　　知乎上前两年有不少“金融国和工业国开战”的话题，下面大量答案煞有介事的认为工业国能打败金融国是“农耕思维”，各种论证一旦开战“金融国会压着工业国打”，然而美伊这次开战之后，这种团建论证就不见了踪影。打了几个月，精美殖子们已经从开战初的“伊朗分分钟投降”一路转进到“我爹挨打不疼好的快”。

　　伊朗固然也算个工业国，但在美国的工业体量面前毕竟还是完全不够看；美国的去工业化虽然一直在加速，但存量也不是中国以外的国家能嘲笑的。然而帝国别说作为金融国跟东大开战了，作为工业国跟伊朗开战也能打的像一个纯金融国。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目前美国军事科技和军工产业的主要问题在于日益严重的垄断化和金融化。不过，从盈利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一个问题，反而是一个优点。在医药领域，美国的垄断资本已经喊出：“治愈病人是可持续的盈利方式吗?”，在军工领域，我怀疑他们早就开始想：“项目按时交付、武器持续升级和消灭敌人是可持续的盈利方式吗？”

　　在知乎上有一个问题：成飞全年盈利仅13亿，还不如洛马一个季度，差距为啥这么大？有人说成飞如果要提高报价，相关负责人可能会被军代表的武装带抽的像陀螺一样旋转。虽然这是一句玩笑话，但也足见中国的国防产业是有非市场性约束的。

　　而在股票市场上，差距同样明显，洛马的市值超过1000亿美元，而中航成飞的市值在2000亿人民币左右，而这个市值，还是五七空战后股价快速翻倍后的结果，中航的总市值曾长期停留在几百亿的水平。

　　与之类似，在集采施行的这几年中，国内医药企业的股价跌跌不休（一些观点认为，除了创新药和科技相关之外，在集采尘埃落定之前，国内医药股都不是好的投资品），而不少美国医药巨头的股价节节高升。而在小红书对账后，大量中国人也开始惊讶于美国人所面临的高昂医药费开销，而在对账的不久之前，路易吉刚刚一枪崩了美国联合健康保险公司CEO。

　　在中文互联网上，长期存在着一种言论：“相信国运，定投纳指。”即因为美国资本市场的长期“繁荣”而认为美国具有制度优势。但对美国进行深入观察，便知美国已经进入了一切为了股市，股市是美国的一切的历史阶段，美股长达十余年的蓬勃发展，就是以小红书上所展现出的美国普通人日渐入不敷出/贫困化、极度劣化的医疗体系和军事装备项目超支。也就是说，纳斯达克上天的代价是NGAD下马。

　　在政治经济学中，股票的本质是索取分红的权利，而股价是这一权利折现的结果。其价格长期来看会使得分红率和银行利息率相近，即股价≈每股分红/利息率。而只有垄断资本存在一个较为稳定的利润率和分红率，竞争性企业的股票则存在较大的波动。

　　近年来中国红利类股票的价格持续上涨，很大部分原因不是这些企业的经营状况有多好，而是在降息及降息预期的背景下，分红相对稳定，利息率不断降低，股价水涨船高。而很多竞争性企业的股票价格有一定的随机性（或者受炒作资金体量影响），存在剧烈波动，容易产生投机。

　　总的来说，资本市场更青睐垄断资本，例如巴菲特对被市场错杀的可口可乐的投资。而如果一些企业在技术革命中占据先机，有成为垄断资本的潜力，那么其股票价格可能在短时间快速飙升，而在增长不及预期时回归平静。而中美股票市场的差异也源于此：美国企业的垄断程度更高。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其中，1873年的危机及其后的萧条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垄断资本主导的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蓬勃发展的同时，与之相反的一种力量也在滋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希法亭（后走向修正主义）和列宁捕捉到了一种现象：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越来越紧密结合。

　　金融资本可以通过50%的股权占比控制整个企业，有时甚至40%即可（无其他较大股东），层层叠叠之下，少量金融资本可以控制远大于其规模的产业资本，形成一个较为一致的行动整体，以赚取垄断利润。

　　银行资本也大量和产业资本进行交叉持股，并因为这种交叉持股参与产业资本内部人事安排等方式，对产业资本加深了控制。两者的结合被称为金融寡头，这种结合也使银行资本可以进一步确保自身贷款的安全。列宁也提到，金融寡头与政府之间存在一些人事结合，这大抵就是“史密斯专员”的初级阶段了。

　　金融寡头具有一种腐朽性的倾向。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曾起到很大的作用，但这两种资本与现实物质力量的结合是很弱的。反过来说，如果不需要干脏活累活就能进行增殖，资本也是很乐意的。

　　直到工场手工业的兴起和更后来的工业革命，资本主义获得了其实体，金融才开始与现实物质力量深度交融纠缠，参与脏活累活。而在到了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资本主义就又开始回归初心，妄图通过资本输出、剪息票进行资本增殖，并逐渐抛弃其工业实体。

　　虽然说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仍然能够维持，但是在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大量矛盾则呈现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结构之上，特别是美国政治之中。

　　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代议制制度曾是先进制度，但发展到今天，从美国宪法到每一个选区，都成为了屎山（计算机俗语，即重重叠叠理不清楚的程序代码）。民选制度到现在已经越来越服务于政客摆脱责任的需要，各个议员获得一个小群体的代表性之后，集合在国会山、各州议会进行分赃，而分赃的重要抓手就是各级财政系统。

　　马克思曾对1848年二月革命前后的法国国债问题进行过阶级性的分析。在二月革命以前，法国由路易-菲力浦统治，他代表着金融贵族集团的利益，由于他是波旁王朝的幼支、奥尔良公爵，这一王朝又被称为奥尔良王朝。财政困难使得奥尔良王朝依赖于公债和大规模购买公债的金融资本家。

　　“当没有恢复预算平衡，没有恢复国家收支平衡的时候，是不能使国家行政服从于国民生产利益的。然而，若不缩减国家支出，即若不损害现存统治制度支柱的利益，若不改变税收制度，即若不把很大一部分税负加到资产阶级上层分子肩上，又怎能恢复这种平衡呢？”

　　“国家负债倒是直接符合于资产阶级中通过议会来统治和立法的那个集团的利益。国家财政赤字，正是他们投机的对象和他们致富的主要泉源。每一年度结束都有新的财政赤字。每过4年或5年就有新的公债。而每一次新的公债都使金融贵族获得新的良好机会去盘剥经常被人为地保持在濒于破产状态的国家，因为国家不得不按最不利的条件向银行家借款。此外，每一次新的公债都使他们获得新的机会，通过交易所活动来掠夺一般投资于公债券的大众，而这种交易所活动的诀窍，是政府和议会多数派议员所通晓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马克思认为，第二共和国应当宣布国家破产，即赖掉欠资产阶级的债（当然，在资本全球流动的今天，直接赖账可能会造成资本外逃），但第二共和国政府选择逐步偿还国债，并首先偿还了部分利息，这代表着革命政府已经倒向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篡夺了革命的果实，革命限缩于资产阶级革命，而无产阶级未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另一方面，第二共和国选择向农民加税，激起了农民的不满，为日后路易波拿巴上台称帝埋下了伏笔。

　　与之类似，美国日益严重的债务问题，实际上也是政府开支问题和税务问题。特朗普去年推行的大美丽法案，一方面推动减税，特别是减少富人的税收负担，另一方面则扩大国债规模，可以说，使资产阶级在两个方面得到了收益，一方面可以少交税，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债券投资来获得收益。

　　而在政府开支方面，各个议员为相关企业提供各种便利，对国家预算上下其手，又使得一部分资本家赢第三次。特朗普的大美丽法案只是这一趋势的最新和最难看的代表，拜登的通胀削减法案等等早已吃的盆满钵满。

　　可以说，在如今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基本可以确定，美国的统治阶级非常抗拒承担其统治责任。在中国的日益崛起的背景下，美国的统治阶级完全无法团结起来，而是转头出卖绞死自己的绳子。

　　如果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有着更为深刻认识，就会知道，美国的问题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就已经难以逆转，而这一问题的种子，在里根时期就已经埋下。有人说，美国是冷战的幸存者，而不是胜利者。美国就像和恶魔签订了契约一样，使用“邪恶”的力量打败了苏联，而现在，就是支付代价的时候。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清晰地窥见特朗普的虚伪性。特朗普宣称自己代表底层的利益，但是他居然是里根的崇拜者，说明特朗普只是恰巧篡夺了对底层的代表权，而不真正代表底层的利益。

　　对中国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中央政府保持着高度的财政纪律，没有被金融资本集团绑架。但在地方，大量地方债以8%乃至更高的利率进行借贷，可能就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金融资本对地方政府的围猎以及里应外合。

　　客观来说，垄断资本的出现和扩展，实际上代表着生产社会化的进一步发展。垄断企业作为社会化生产的代表，既可以服务于社会，也可能成为社会的异己力量，反过来绑架社会。列宁就认为，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社会主义，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苏维埃政权，即工人要夺取垄断资本的控制权。

　　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在于在竞争中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金融资本时代之后，这一进步性逐渐消减。丧失了这一进步性的资本主义体系也逐渐显露颓势。

　　中国的垄断企业主要由国家控制，其职能是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实现国家战略，稳定国民经济；而在美国，垄断企业绝大多数由私人所有，经营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下，也新出现了一批私人垄断资本，在这之中，随着互联网兴起的平台垄断资本最具有代表性。可以预见到，如果按照原有的趋势发展下去，某些巨头大厂们的目标和愿景实际上将是如美国现有的垄断寡头一样控制中国普通人的生活。

　　而进入AI爆发时代后，尤其今年以来，美国闭源AI们展现的超级垄断与疯狂逐利欲望，以及对中国开源AI们的敌视和攻击，更是让人们真切认识到如果硅谷这些巨头真获得了他们宣称会上演的胜利，未来是很可能跌进赛博朋克式社会的。

　　所以历史展现给中国的道路也已经很清晰。对内来说，国家必须与社会主义的主体性逐步获得各种新兴垄断主体的控制权以保证长治久安；对外来说，以开源AI为代表，中国对全球垄断资本主义的瓦解与破坏是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