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2日，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处长谷立言（Raymond Greene）参加在台中举办的“领航2026——台中无人载具产业与海外商机论坛”时，发表关于无人机产业及台海安全的演讲，提出“对台湾而言，最有效的吓阻方式是将其建设成由空中、水面及水下无人机组成的‘蜂巢’”，并进一步声称这（“蜂巢”）比过去的“刺猬岛”概念更能有效防止冲突。该言论被岛内媒体解读为美国对台战略从“刺猬”向“蜂巢”的包装升级，暴露出将台湾进一步工具化、功能化的倾向。
显然，此表态与美国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华期间对台问题的态度存在明显差异。特朗普明确提出“不愿意跑到9000多英里之外打仗”，显示出其不愿意为“台独”背书的意愿；而谷立言的相关言论却带有明显“力挺台独”的意味。谷立言为何敢于逆风操作，公然抛出这套“蜂巢”论？其答案就隐藏在华盛顿的权力缝隙之中。
一、AIT的由来：似官非官的“外交”机构
美国在台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缩写AIT），是美国国务院于1979年根据《与台湾关系法》所设置的民间非营利组织，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时任理事主席为劳拉·罗森伯格（Laura Rosenberger，2023至2025年）。该协会名义为民间非营利机构，实则由美国国务院授权，实质履行美台断交后相当于“大使馆/总领事馆”的“外交与领事”职能。其核心职责是依据《与台湾关系法》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方面推进双方非官方层面交流。协会工作人员多为美国国务院派驻公务员，组织经费由美国国会拨款，所以美国在台协会本质上是一个披着“民间”外衣的官方外交机构。
协会在台设立台北办事处、高雄分处两个派驻机构。其中：台北办事处实质行使“大使馆”职能，现任处长谷立言；高雄分处行使总领事馆职能。因两处机构工作需在“一个中国”政策及非官方关系框架下进行，故其工作人员不设外交头衔，仅享有部分外交特权（如外交车牌、馆舍豁免等）。AIT的主要职责如下：
领事服务：核发赴美签证、协助在台美国公民紧急事务、护照与公证服务等。
经贸合作：推动美台贸易投资、供应链协作、技术标准对接及商业环境沟通。
安全交流：执行防务政策对话、军事训练协调、海巡/安全机制联络及《与台湾关系法》框架下的防卫支持沟通（情报）。
文化与公共外交：管理教育交流项目、科技合作、媒体互动及地方城市间交往。
政策传达与情报反馈：作为美方与台湾当局主要沟通渠道，传递美国政策立场并收集当地政治社会动态上报国务院。
二、敢于“叫板”的底气：AIT背后更广泛的利益网络
与其说AIT是美国对台政策的执行机构，不如说它更像是一个单独为台设立的“美国利益链接代表机构”。正是因为广泛链接、代表美国国内各政治团体、资本利益集团，让其获得了可以影响或制衡美国国内对台政策、决策的“隐性能力”。
第一，广泛、稳定的政治利益链接。AIT所具有的跨党派人员结构，可以广泛链接民主、共和两党及参、众两院，能够协调、平衡各党派利益，以获得最大化的政治支持。同时，长期担当政策执行机构角色，也有助于其与广泛分布于政府决策、执行层面的“深层政府”官员深度绑定，进而获得来自于体制决策、执行层的广泛支持。通过广而深的政治利益链接与绑定，AIT获得了稳定而又坚实的政治赋能来源。
反观特朗普，其带领的Maga派虽在执政初期获得优势，执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在共和党内获得主导地位。但随着第二任期的持续推进，各项内政、外交、经济、军事政策的实施让一部分支持者难以继续与特朗普“携手同行”，各方政治核心利益冲突、矛盾严重，难以调和。一方面共和党内部建制派的强势反弹，部分共和党人与特朗普之间，或因政策分歧爆发激烈内斗，或因对现状不满而疏离与流失“用脚投票”，特朗普主导地位面临严重挑战，党内政治基础被严重削弱。另一方面Maga派内部也面临严重分歧，派系内部近似“生态位”，让特朗普与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围绕着“忠于特朗普个人”还是“忠于Maga意识形态”的路线，心生嫌隙、内斗不断，最终导致卡尔森放弃支持特朗普，转而准备组建第三党，分流共和党选票。Maga派面临严重分裂危机，进一步削弱了特朗普的执政基础。
第二，多元、稳定的资本利益纽带。AIT对于资本利益集团的“代表”，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选民代言，而是通过政策执行与影响力发挥，从安全、科技、能源、金融等方面，为美国资本集团在台开辟和拓展利益空间。具体表现为，以安全为纽带链接军工复合体，把台湾打造为重要的军工市场，推动在台巨额军售，为军工复合资本获取丰厚利润。以高科技为纽带链接科技右翼（硅谷资本），通过主导“台美贸易协议”等措施，强化半导体等高技术产业向美转移，为美国科技右翼（硅谷资本）带来巨大利益。以能源为纽带链接能源资本，积极推动美国能源向台湾出口供应，讨论天然气、核能等能源合作，既开辟了能源市场，也增强对台能源命脉控制。以金融贸易规则为纽带链接金融资本，推动一系列双边经贸规则实施，为美国金融资本创造更有利的投资环境，以规则向资本输送利益。通过丰富多元的资本利益代表，AIT在政策执行与影响力方面获得了比政治纽带更为扎实的博弈资源。
与AIT所代表的极宽资本利益光谱不同，特朗普所代表的资本利益范围则相对较窄且充满内耗。其代表以传统能源、本土产业、军工国防三大领域为主体的资本利益基本盘，部分科技右翼资本则附着其上。
相较于AIT所代表的具备美国体制内广泛共识的“资本复合体”，特朗普的资本联盟则更像一个依赖个人政治魅力维系的“派系资本联合体”。传统能源与科技资本在全球化议题上天然对立，本土产业资本与军工复合体在财政分配上相互争夺，而特朗普与军工巨头之间更存在“控制”与“反控制”的紧张关系。这种内耗使其政策执行常陷入摇摆，也为内部派系的公开决裂埋下伏笔。
科技右翼资本方面，虽然特朗普执政初期获得科技右翼资本的青睐，但随着关税战、贸易战的发起，种族排外的移民政策的实施，以及削减新能源补贴并向传统能源倾斜的能源政策出台，两者核心利益迎头相撞，冲突迅速公开激化，以马斯克为代表的部分科技右翼资本脱离支持特朗普，以“硅谷风投教父”彼得·蒂尔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则继续支持共和党。科技右翼资本的分裂，标志着特朗普“派系联合体”内部最具活力的增长极已经松动，其资本底盘的政治韧性正在加速流失。
三、制度VS个人：两套权力逻辑的碰撞
谷立言与特朗普在台海问题上的信号错位，并非偶然的政策分歧，而是两套权力逻辑碰撞的必然产物。AIT代表的是一个超越党派轮替、以体制内共识与多元资本利益为基石的制度性力量；特朗普则代表一个高度个人化、依赖选举周期且内部裂痕日益加深的政治联盟。当“收缩”的白宫遇上“深耕”的AIT，台海局势面临的，将是一股比特朗普言论更具惯性与穿透力的底层暗流——而这，恰恰是被“特朗普叙事”所遮蔽的深层风险。制度的力量与个人的力量在台海交汇，前者所展现出的持久性与渗透力，往往比后者更具决定性。
原文为《谷立言VS特朗普，AIT背后的利益网络》，2026年7月7日发表于作者微信订阅号“森特法”。